患者男性,58岁,主因”咳嗽、咳痰8个月,胸闷、气短4个月,双下肢水肿2个月“于2016年7月1日入院。
现病史:
患者8个月(2015年12月)前于受凉后出现咳嗽、咳痰,咳暗红色血痰2-3口,量约15ml,无发热,就诊于当地医院,查胸部CT示双肺散在斑片样渗出影,予以抗感染、止咳、化痰等对症治疗2周后复查胸部CT示双肺病变明显吸收,病情好转后出院。个月前再次出现咳嗽、咳痰、发热,体温最高38℃,胸部CT示:双肺炎症,双侧胸腔少量积液,予以抗感染、止咳、化痰等对症治疗10天后复查胸部CT示肺部感染明显好转后出院。
4个月前患者夜间睡觉时突然出现胸闷气短,无胸痛,无呼吸困难,无端坐呼吸,伴左踝部轻微水肿,心脏超声示:室间隔肥厚,左房扩大伴二尖瓣少量反流,右房扩大伴三尖瓣少量反流,估测肺动脉收缩压约47mmHg,少量心包积液,查尿常规示尿蛋白阳性,不除外肾损伤,未行CTPA检查,行胸部磁共振检查考虑“肺栓塞”,给予低分子肝素序贯华法林抗凝治疗,地高辛(0.125mg qd)、螺内酯片(20mg bid)治疗,患者仍存在活动后胸闷、气短症状。
3个月前因受凉再次出现发热、咳嗽、咳痰及咳血,体温最高达38.9℃,当时考虑咳血与华法林(5.25mg qd)有关(INR具体数值不详),调整华法林用量,并予抗感染治疗。2个月前患者出现双下肢水肿加重,尿量减少,再次就诊于当地医院,心脏超声示估测肺动脉收缩压约64mmHg,加用呋塞米片(20mg qd)利尿,双下肢水肿改善不明显,为求进一步诊治而入院。
自发病以来,患者神志清楚,精神可,饮食及睡眠尚可,大便正常,小便量偏少,体重较前减少约5公斤。
既往史:
高血压病史8年,未规律服用降压药物及监测血压,血压最高约140-150/80-90mmHg,最近血压约110-120/70-80mmHg。冠心病病史8年,曾间断服用阿司匹林抗血小板聚集,2012年7月出现活动后气短,走上坡路时明显,后平路行走即出现气短,2014年3月症状加重住院治疗,行冠脉造影示:回旋支可见散在斑块,未见明显狭窄及阻塞病变。2015年7月因心悸,心电图检查发现心房颤动。慢性肾炎病史8年,反复出现蛋白尿及潜血,未行治疗。2011年因直肠癌行手术治疗,术后规律化疗6周期。
个人史、婚育史、家族史:
2011年发现直肠癌后戒酒,余无特殊。
入院查体:
T 36℃,P 78次/分,R 20次/分BP109/65mmHg,神志清楚,自主体位,查体合作。全身浅表淋巴结无肿大。口唇无紫绀,可见颈静脉怒张。呼吸音清晰,未闻及干湿啰音。心率78次/分,心音低钝,律齐,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杂音。腹部平软,腹部正中可见一长约15cm手术瘢痕,右下腹可见一长约6cm手术瘢痕,无腹壁静脉曲张,无压痛、反跳痛,肝脾未触及。双下肢中度指凹性水肿。
入院初步诊断:
肺动脉高压原因待查
肺栓塞?
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
心律失常 心房颤动
直肠癌术后
慢性肾炎
入院检查:
血常规:WBC 4.42×109/L、NEUT% 53.8%、RBC 3.57×1012/L、HB 109g/L、PLT 164×109/L。
尿常规:尿蛋白+、尿潜血阳性。
NT-proBNP:5230pg/ml。
快速CRP及血沉正常。
凝血功能:PT 22.4s、PTA 41%、INR 1.92、D-Dimer0.14mg/L、APTT 54s、AT-Ⅲ 85%、PC 47%。
生化:总蛋白定量57g/L、尿酸 476umol/L、同型半胱氨酸16.27umol/L。
免疫球蛋白:IgA 15.8mg/dl、IgM 15.8mg/dl。
补体:C3 68.5mg/dl、C4 15.3mg/dl。
风湿三项正常。
肿瘤标志物:NSE 29ng/ml、CA125 70.45U/ml。
心电图:轻微ST-T异常改变(Ⅱ、Ⅲ、AVF、 V3-V6);R波上升不良(V2、V3)。
腹部超声:肝胆胰脾双肾彩超未见明显异常。
心脏超声:左房扩大、室间隔及左室壁均匀性增厚、左室舒张功能减低、二尖瓣反流(少量)、三尖瓣反流(少量)、右室前壁稍厚。
下肢超声:双下肢深静脉血流未见明显异常。
肺动脉CTPA:未见明确肺栓塞征象;双房及左室增大;左肺下叶陈旧病变;左侧少量胸腔积液;胆囊结石。
肺功能:FVC占预计值89.5%,FEV1占预计值93.1%,FEV1/FVC 82.8%,DLCO占预计值56.6%。